风乍起，吹皱一池

    中国新时期流行音乐文化的萌生开始在广东。

       1979年，广州出现了一批音乐茶座，并且有了最早的轻音乐队。在此之前，一些港台歌曲已经由广东、广西流传到内地，但是由于文化上的禁钿以及传播工具的障碍，没有引起太强烈的反响。随着走私盒式录音机的出现，大众音乐文化中终于有了一个不依赖统一传播渠道的个人化途径，从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音乐文化的格局。
       这就是令人记忆犹新的邓丽君风靡大陆的时期，与此同时，还有风飞飞、刘文正、奚秀兰等人。到了1980年，台湾的校园歌曲已经开始风行全国。
       在这个阶段，港台歌曲，特别是邓丽君歌曲对日后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她的演唱整整影响了一代大陆歌手，她的乐队配器成为大陆流行音乐作者模仿学习的样本，她的作品也强烈地影响到一批大陆作曲家的创作。
         八十年代初，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北京百花音响器材厂相继开始生产盒式录音带。从成立到1983年间，太平洋共出品了八百多万盘盒式录音带，包括了李谷一、朱逢博、苏小明、李双江等人的专辑和大量的民乐、轻音乐、戏茁、购艺、民歌专辑。 
        在广州，最早从事流行音乐录音的是著名的“老三剑客”，金友钟、邱有为、司徒抗。为了复制进口电视剧的音乐，首先要凭着听觉把原声音乐的总谱记下来，然后再找乐手重录，找歌手重唱。“扒带子”就这样成为早期音乐人学习流行音乐写作的一个重要途径。年轻的毕晓世和李海鹰很快加入了这个队伍。
        因为《酒干倘卖无》和《龙的传人》，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的侯德健被安排在东方歌舞团担任艺术总监，和王彦军成了最早的搭档。两个人都属猴，组织了一个“花果山”乐队到处去演出。在成都，他们认识了郭峰，并且劝说他“背了个小军挎，装了牙膏、牙刷就来了北京。”
        侯德健随后又去了广州，结识了毕晓世、李海鹰、解承强、张全复。解承强回忆说：应该说侯德健对我们的影响极大，是他带回来一台合成器，让我们知道还有这么先进的音乐设备，是他教会我们如何分轨录音，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一套流行音乐的观念。
        八十年代初，港台音乐以两种方式介入了大陆音乐文化，一种是通过公开渠道，例如电视剧——大家想必还会对《霍元甲》、《陈真》、《万水千山总是情》有着深刻的印象，而其中的插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孩子，这是你的家》、《万水千山总是情》则风行多年。另一种是“走私带”，以相互转录的方式传播，也有一些在广东的歌厅里传唱。

风雨兼程

      1984年的春节晚会是中央电视台最成功的一次大型节日晚会，在这次晚会上，第一次邀请了海外的歌星来大陆表演，奚秀兰(《阿里山的姑娘》)、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因此红极一时。在广州，苏芮因为《搭错车》而引起了广泛关注。

       与这些歌曲相呼应，大陆作曲家创作了这些作品：1981年，有《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金梭和银梭》；1982年，有《妈妈教我一首歌》、《那就是我》、《一支难忘的歌》、《牧羊曲》；1984年，有《党啁，亲爱的妈，妈》、《十五的月亮》、《长江之歌》、《小草》、《济公活佛》。彭丽媛、蒋大为、董文华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歌手，与他们齐名的还有北京的郑绪岚、朱明瑛、关贵敏、关牧村、郁均剑、殷秀梅，上海的沈小岑，广州的吕念祖。谷建芬、付林正在悄悄完成着从王酩、施光南、王立平等人的创作风格继续向流行音乐靠拢的过渡，铁源、凯传、晓光、王晓岭正处于全盛时期。
        1984年，中央电视台推出流行音乐专题节目《九州方圆》，无形中仿佛给了流行音乐一个合法地位。在北京，有郭峰、苏越、温中甲、李黎夫、许舒亚、徐沛东、张小夫、陈哲、甲丁，在广州，有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夏、郑南、王文光、徐东蔚、李海鹰、马小兰、陈小奇、陈洁明等人，流行音乐界此时可以说是“群贤毕至，少成咸集”，流行音乐文化大发展的时刻也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到来了。

      1986年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由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内尔·里奇发起为非洲灾民举行的赈灾义演，以及那首著名的主题歌《We Are The World》，相当明显地提醒了一大批中国人，流行音乐还有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它不仅仅是风花雪月、卿卿我我，它同样能够承担重大的社会责任。张艾嘉和罗大佑因此组织了一台60余人的大型演唱会，献给1986世界和平年，主题歌由李寿全和罗大佑创作:《明天会更好》。
        这时，郭峰当时的女友、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的编辑张丹丽向郭峰提议：写一首纪念“世界和平年”的歌。郭峰把这个提议发展成了一个更富有想象力的计划：组织一场百名歌星演唱会。他以刘小林作词的一首歌为基础，写出了《让世界充满爱》的三乐章式套曲，王健和陈哲填词。当陈哲最终定稿时，已经是录音的前一天深夜。第二天，从全国各地聚集而来的128名歌手进棚试唱，很多人当时就流下了眼泪。

       《让世界充满爱》音乐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日后很多成名的歌星初次出现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的舞台上，如崔健、韦唯、田震、孙国庆、常宽等。《一无所有》在音乐会上首次公演，当人们看到崔健、王迪、梁和平三个人以相当奇特的姿态走上舞台，听到那强劲有力，但风格是那么特殊的音乐时，那种惊异之情是可以想象的。就象《让世界充满爱》标志着大陆的流行音乐的兴起一样，《一无所有》则标志着大陆摇滚乐的正式产生。 
        同年，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第一次设置了“通俗唱法组”，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孔雀杯”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中也设置了通俗唱法项目。经过8年的发展，流行音乐终于登堂入室，从”半地刚犬态”走向整个社会。

      龙虎风云会

      从1986年底开始，流行音乐产业的发展陡然加快了步伐，到了1987年，创作、演唱、录音、制作、出版、发行、演出，各个环节都在飞快地运转。巨大的市场效应极大地激发了创作者和从业者的热情。

        解承强在85、86年完成了《祈求》和《信天游》，87年，徐沛东和孟广征合作了《我热恋的故乡》，和张藜合作了《十苎的月亮十六圆》，李黎夫创作了《我心中的太阳》，张小夫写出了《太阳出来喜洋洋》，伍嘉冀和伍志萍合作了《心愿》，苏越、陈哲合作的《血染的风采》也在这一年问世，同时完成的还有苏越另一首作品：《黄土高坡》。这些作品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北方民间音乐素材、摇滚乐配器手法的应用、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和高亢激越的演唱风格。这就是87年底、88年初横扫大半个中国的西北风。
        这一年，费翔成为最受欢迎的海外歌星，在年初的春节晚会上，他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全都不胫而走，他的混血形象令他成为无数少女的梦中情人。从日后看，费翔无疑是推动大陆青年学生偶像崇拜的重要人物。
        大型演唱会方面，陈哲、侯牧人合作了《五十亿的我们》，甲丁和苏越完成了《世界属于你》，谷建芬和施光南分别在北京和武汉举行了个人作品音乐会。年底，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在河南郑州召开，王迪、梁和平、陈哲、“新空气”、王酩、张丕基等人分别介绍了摇滚乐、中国通俗音乐的发展。
        9日8年，迟志强《悔恨的泪》导致了俚俗歌曲的一个狂热时期的到来。短短几个月里，这类歌曲盒带的总销量突破了一千万。与此同时，“知青歌曲”也成为盒带出版的热点。

      走进90年代

      1989年有三件大事从另一个角度预示了流行音乐文化走进了一个新时期，这就是海外音像制品开始正式引进、卡拉0K的引进和传媒的市场化。

        海外音像制品的引进是中国音像业发展中的大事，中国音像业在8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高度膨胀的发展，短短几年间，全国成立了近3口0家音像公司，而在进口途径上一时还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所以80年代整个音像界尤其是唱片界几乎是以盗版为主——严格地讲，还不算盗版，因为当时中国没有《著作权法》，但随着发展，版权保护势必要与国际接轨，所以从谭咏麟、齐秦和苏芮等人开始，中国有了在政府审批管理卜白勺引进版制腰。
        卡拉0K于l988进入广州，北京第一家卡拉0K在1989年6月开办，位于三里河国华商场的2楼。6月2号晚上，北京流行音乐圈子的很多人都前去助兴，刚刚来到北京不久的张楚在那里第一次演唱了他的《蚂蚁蚂蚁》。
        卡拉0K对大众音乐文化的影响极为巨大，它取代歌舞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并迅速进入家庭成了一种典型的娱乐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市场检验标准，卡拉0K的歌单几乎就是歌曲流行程度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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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卡拉0K给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歌手从此大多成了卡拉0K出身，而卡拉0K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原娼的模仿，此前的歌手大多还经过声乐学习，对邓丽君的模仿毕竟人数有限，此后的歌手则往往在模仿中失落了自己的本质，甚至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强调音乐创造性的崔健从一开始就对卡拉0K深恶痛绝。
        1989年，广东珠江经济台开始改版，向现代大众传媒商业形式过渡。随后全国电台网络迅速跟进，随之而来的是报纸纷纷开辟周末版，杂志纷纷娱乐化，电视台也开设娱乐节目。从1989年到19g3年，大众传播网络的商业化基本完成。这是大众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变革。它带来的后果是直接促进了文化转型，使商业和资本强有力地渗透进了以往纯粹官方化的意识形态领域。
        对于流行音乐启I进版、卡拉0K和大众传媒网络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既直接又巨大。它迅速地造就了中国第一次追星族的狂热，并全面地把港台歌星推向大陆。从赵传、张雨生、姜育恒、郑智化、小虎队到四大天王，港台歌手在几年间风光无限。
        相比之下，国内的流行音乐进入了第一次低谷期，1989到1993年间，流行音乐在这样几个方向上继续发展：一个方面是摇滚乐在北京兴起川、型的非赢利型的摇滚PART丫兴盛一时，组建乐队成风。1990年初在北京首都体育馆“AD0”乐队、“宝贝兄弟”乐队、“眼镜蛇”乐队、“呼吸”乐队、“黑豹乐队”等六支乐滚乐唱片，张培仁和贾敏恕在此后的几年中成为对大陆摇滚乐发展影响很大的人物。
        另一个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人物是香港词人和制作人刘卓辉，他于80年代末开始和大陆音乐人频繁来往，1991年开始筹划在大陆进行唱片制作。1992年起，他在北京以“大地唱片公司”名义开始活动，首先推出了歌手艾敬。艾敬的《我的1997》和《流浪的燕子》宣告了大陆唱片制作新时期的开始。
        在另一个方面则是电视剧音乐开始随着电视剧大量生产而成为一个特殊的创作领域。1990年，国内第一部大型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获得了巨大成功，形成“《渴望》现象”。作曲家蕾蕾和丈夫易茗首次联手，也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毛阿敏因此而更上层楼，李娜则开始浮出海面。此后伴随“女人”三部曲即《篱笆 · 女人 · 狗》《辘轳 · 女人 · 井》和《古船 · 女人 · 网》，徐沛东和张藜搭档的作品风靡一时。
      1990年亚运会的征歌虽然经过三轮创作组织，但成果不佳，徐沛东和张藜合作、刘欢和韦唯演唱的《亚洲雄风》最为成功，其次有陈哲、侯牧人合作，侯牧人和谢津演唱的《亚洲的太阳》，剑兵、孟庆云合作，杭天琪演唱的《黑头发飘起来》，达江、侯牧人合作，朱哲琴演唱的《不要说再见》，晓光、刘青合作的《光荣与梦想》、陈小奇、马小南合作，张咪、林萍等人演唱的《跨越巅峰》等。这次征歌活动已经暗示了原有的大型活动征歌的创作组织形式需要变革。
        电视晚会这时取代了’80年代以大奖赛和大型专题音乐会为主的创作组织形式而大显威力。尤其是春节晚会和大型节庆晚会，由于80年代几代导演的实践和电视的普及，通过晚会一举成名对于歌手来说是一个最美的神话。到了90年代未，电视晚会几乎成了无名歌手拥挤不堪的进身之阶。
        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济的繁荣导致了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中国流行音乐就这样在几年的尝试和反思中获得了又一次大发展的机遇。
        中国音乐人开始了引进海外歌手包装机制的尝试。在广州，这种尝试表现为流行音乐学会的集体行为，并各自依附于太平洋影音公司、白天鹅唱片公司、新时代影音公司、中唱广州公司开始运作，毛宁和杨钰莹最早显示了成绩。
        在北京，从日本留学归国的苏越选择了孪生兄弟楚奇楚童和日后主要作为创作人的高枫开始尝试全方位的设计和包装。一直担任崔健经纪人的王晓京离开崔健后独立发展，把从四川进京发展的指南针乐队、创作人洛兵和来自南昌的歌手罗琦召到麾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音像出版社与泰国正大集团合作成立正大国际音像公司，在演出界和唱片业实践多年的江凌出任总经理。移居香港的词作家陈哲则成立了“唱片公司，致力于将题为“另一只眼睛看中国”的国内作品推向海外。
        这一切的努力汇集成了1994年的歌坛“新生代”现象。它的前奏自然是艾敬的“1997”现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黄燎原、张蕾等设计和实施的地毯式轰炸的媒体操作。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并在几年里形成了歌手宣传的固定模式。
        其后则是由1993年下半年陈小奇设计和实施的中唱广州公司新进歌手甘苹、李春波、李进、陈明的“南征北战”式的流动宣传攻势，陈小奇带领歌手和企划全套人马在北京和上海等地进行的宣传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大哥你好吗？》、《小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北京的王彦军此时成立了赛特文化发展公司，与台湾福茂唱片公司合作签约，此时已经因演唱了《好大一棵树》、《活得就是现在》、《山不转水转》、《雾里看花》人气急升的那英。李玲玉、景岗山等签约“大地”，罗琦已经因她强劲的声音而崭露头角。高林生加盟“白天鹅”，林依轮投在张全复门下。香港天星公司与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合作成立天星娱乐文化公司，签约英皇金融杯获奖歌手白雪、梅化、戴娆、刘婕等。词作家黄小茂此时加盟“大地”任音乐总监，正在将一批校园歌手推向市场，歌坛此时可谓极一时之盛。
        1994年，南京策划了一项题为“光荣与梦想－－94歌坛展示与研讨”的大型活动，遍邀全国各地的音乐人、歌手和传媒参加。结果事实上成了北京、广州两地音乐人的擂台大赛。
        南京聚会后，几乎是同一批人再度聚会在北京参加北京音台排行榜年度颁奖活动，自然又是一次欢天喜地，不同的是，摇滚乐圈子的何勇张楚以他的《姐姐》也来参加。
         随后就是10月份由上海《音像世界》在烟台召开“流行音乐与传媒”的研讨会，又是一次流行音乐界人士和传媒人士的大聚会。随后便有了北京梦想，广州光荣，上海传播的笑话。

        年底，西安有一场颁奖演唱会，北京“新民谣运动”的发动者黄燎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来了一场名为“94辉煌”的马拉松式演唱会，此时，以《同桌的你》走红的老狼、以《笑脸》成功的谢东、以《赤裸裸》、《回到拉萨》成功的郑均也已经炙手可热。

1994年就这样以“光荣与梦想”写进了流行音乐的史册。
        1995年的唱片业维持了表面的热度，但歌手包装体制所内在的危机及经济运作的问题开始暴露，首先是大批歌手相继与制作人和公司发生矛盾而解约，然后是盗版的疯狂和唱片公司方面经济运作的失误导致经济上的周转困难，年轻的乐评人们开始断言流行乐坛“只有梦想，没有光荣”。
        这一年很多创作上的成绩表现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施工》节目中国金曲榜节目上。制作人王坚平聘用黄小茂任音乐总监，进入新歌的投资制作和合作，相继推出了《大中国》、《家园》、《梅》等一批带有实验色彩又不失听众的作品。另一方面这事“老歌手”的复出，首先是藏天朔《我这十年》专辑获得30万的销售成绩，然后是屠洪刚一曲《霸王别姬》获得欢迎，田震加盟红星生产社推出单曲《野花》、李娜发行《青藏高原》专辑销量颇佳。新歌手只有陈明人气大涨，《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奠定了她在歌坛的地位。余文华和尹相杰合作的《纤夫的爱》在这一年走红。

         1996年歌坛颓势再现，又一次低谷已经不容怀疑。“中国歌坛十年回顾”大型活动于当年11月北京举行。活动邀请了全国各地的音乐人、歌手、传媒及相关人士，给800余人颁发了歌坛十年回顾成就奖章，举行了AB两场由百余名歌手参加的音乐会。虽然是盛事一件，但并没有给歌坛带来转机。这一年走红的歌手只有因演唱《祝你平安》而成名的孙悦。

         1997年的歌坛继续低迷，唱片业整个剧烈滑坡，“零点”乐队在这一年获得很大成功，“清醒”乐队以新的音乐观念代表着一代新人出现，崔健出版了他的第三张专辑但反响不大，刘欢签约“S0NY”后纪念性盒集销售良好。年终纪念世界唱片120年，中国唱片100年再次举行大型演唱会，但效果不佳。
        1998年的歌坛更加不景气，除了年初《水浒传》电视剧插曲《好汉歌》，那英与王菲的《相约98》外，几乎再没有什么影响较大的作品。
        在1999年，歌坛市场的颓势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但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是一批新人的出现。韩红、黄磊、金海心、满江、满文军等歌手逐渐获得了自己的听众，朴树则成为这批新人中人气最旺的一个。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国内歌手的制作正在全面转向海外，海内外创作人的合作也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在某种程度上，如果国内唱片市场不能在版权保护和出版发行机制上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和变革，中国流行歌坛逐渐成为海外唱片集团的附庸的可能就只能越演越烈。
        20年的中国流行音乐就这样走过了三起三落、大起大落的20年。比较海外，中国缺乏一个良好的外界环境，盗版始终是中国流行音乐不能正常发展的最大威胁。检讨内部，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过于匆忙和急功近利，每当有一个好的开始，就会产生纷繁的内部冲突而使大好的形势付诸东流。对于歌迷来说，问题并不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内地有歌听则听，没有可听的，如此资讯发达的年代自然可以听港台，听欧美。但在这样的过程中，大众音乐文化的发展说不上健康，特别是对于大众的审美趣味的培养来说，歌坛如此的现状只能带来更多的遗憾。歌曲的产量越来越多，离大众的需求越来越远。排行榜和NTV的拼命运作也抵挡不了作品贫血的现实。中国流行音乐能否在世纪之交时展现生机仍然不容乐观。这就是我们回首这20年的安慰和遗憾，希望和失望。